對外，他一再妥協退讓，甚至割地稱臣；對，他排斥異己，將滿朝文武玩弄于掌之間。許多士大夫明知他誤國，卻無人敢直言。因為誰若敢挑戰他的權威，往往不是被貶，就是被羅織罪名，甚至錐心之禍。
文天祥在這樣的氛圍下出任刑部侍郎。這是一個理律令刑獄的職，看似清要，卻常要為朝廷起草詔令文書。對一介狀元出的文臣而言，這是施展筆鋒之地。但文天祥卻清楚，他的筆，若不能為國盡忠，只是空談。
那一年，一份詔令文稿擺在案頭。文天祥反覆閱讀，口燃起怒火。文中對賈似道的歌功頌德令他難以忍，那些飾太平的詞句在他眼裡像毒瘤一樣。他咬牙關，在詔稿中暗暗添諷刺之語，影權相專權誤國之實。當同僚見到這份文稿時，無不面驚，紛紛勸阻：「天祥，收筆吧！你這是在自尋死路！」
文天祥卻淡淡一笑，放下筆，語氣平靜卻鏗鏘：「若文章只為飾權，便是辱沒聖朝。我寧願以此筆為劍。」
當文稿呈送上去時，果然激起千層浪。賈似道看後然大怒，當即命史臺上奏，彈劾文天祥「怠慢政事」「有心違制」。滿朝皆知，這是權相加之罪，本不容辯駁。
朝堂之上，史的彈章聲音冷冽如刀，滿殿文武低頭不語，沒有人敢為文天祥開口說。這位曾在董宋臣面前慷慨陳詞的年輕狀元，如今再一次孤站在風口浪尖。
宋度宗沉默良久，終于沒有庇護他。對一個手握實權的宰相與一個敢言的侍郎之間，皇帝選擇了前者。這就是南宋的殘酷現實。
文天祥明白自己已無立足之地，索主請辭。他將辭疏寫得極為簡潔，只有一句話最為沉重：「木秀于林，風必摧之；行高于人，眾必非之。」這既是自嘲，也是自省。他清楚，自己之所以被摧折，正因為在這片沉默的朝堂上，他是唯一直的樹木。
辭歸鄉那日，天降細雨，臨安城外的青山如黛。好友相送，心中愁苦，勸他：「以狀元之才，若肯稍作妥協，何愁不得高厚祿？又何至今日落得灰頭土臉？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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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天祥卻笑而不答，只舉目天，長歎一聲：「忠與義，不可妥協。若阿附權貴，縱得高位，吾何面對天地？」
回到故里廬陵，他暫時遠離了紛紛擾擾的朝局。白日讀書講學，夜裡與親友對酌。可即便如此，他的心從未平靜。每每聽到邊境傳來戰報，他便徹夜輾轉，滿腹憂思寫進詩裡。紙上常出現「天下將傾」「忠義不立」這樣的句子，既是憂國之心，也是無奈之嘆。
有人譏笑他是「出頭鳥」，注定難有好下場。他卻平靜回答：「若無人出頭，國何以存？鳥雖折翼，志可長鳴。」這些話在當時或許顯得孤勇，但後人讀來，卻愈發沉痛。
歷史上，與權相賈似道正面抗衡的，不止文天祥一人，但幾乎無人能全而退。有人被削籍為民，有人遠貶荒州，更多人選擇閉口不言。唯獨文天祥，明知前途盡毀，仍而出。
他的辭，不是因為懦弱，而是因為清楚孤掌難鳴。他深知，與其在朝堂被權相步步制，不如退保全清譽，留待將來再起。這份決斷，並非逃避，而是另一種堅守。
從董宋臣到賈似道，兩度逆流而上，兩度孤立無援。這樣的選擇，註定讓他在仕途上步履維艱。可也正是這樣的孤勇，讓他在後來的大難臨頭時，能直腰桿，毫不退。
後世讀史時常說：「文丞相之忠烈，早在抗元之前便已顯現。」這句話正是對這段經歷最好的註腳。他還未披甲上陣，卻早已在朝堂之上，為忠義二字流盡了心。
文天祥的影，在這一章歷史裡，像一隻孤飛的鳥，在烏雲頂的天空中衝破風雨。也許孤單，也許傷痕累累，但那嘹亮的鳴，卻讓後世千年難忘。
第四章：退以守志
——請辭外放，心繫家國大義
臨安的夏夜悶熱而重。宮城深燈火通明，權相賈似道正把玩著一方青玉硯，神自得。自從他一手持朝政，滿朝大臣噤若寒蟬，敢言之士一個接一個被貶謫或罷免。
文天祥的名字，在這些年裡，始終是朝堂上一道突兀的棱角。他的奏疏像利劍般直指賈似道的專權，他的文筆從不迴避「誤國」二字。每一次言辭鏗鏘的上疏之後，他等待的不是嘉許，而是接連不斷的彈劾與排。史臺的檔案裡，他的名字出現得過于頻繁，幾乎了「異端」的代名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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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終，文天祥選擇了辭。
他把辭疏送上去時，筆跡依舊遒勁，卻比往常多了一分寧靜。他在奏疏裡只寫了幾句話：「雖退，志不可退；位雖卑，忠不可卑。」這些字句，在理宗和賈似道眼裡或許不過是士大夫的空話，但在文天祥心中，卻是最真切的自白。
皇帝默許了這份辭呈。賈似道當然樂見其，了一個刺眼的對手，他的權勢更加穩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