隨即革其職，並下詔天下：「凡臣民奢華者，與敗國無異！」
百聞之，無不膽寒。自此，南京城中風氣大變，婚宴從簡，喪禮素服。百姓私下議論：「雖嚴苛，卻也為國之福。」
朱元璋治國，並非只靠嚴刑峻法，更靠他自己「以作則」。一次，劉伯溫進宮，正值隆冬，見朱元璋仍著布，袖口補丁斑駁，不勸道：「陛下貴為天子，何必至此？」朱元璋笑曰：「布可寒，何必華服？若朕一日奢靡，則天下百姓不蔽者，將如何想？」劉伯溫聽後，沉默不語，心中卻暗暗佩服。
然而，朱元璋的勤儉，不僅是一種個人習慣，更是一種統治。他深知，百皆出自不同背景，若無強力約束，便會沉溺于奢華，忘卻百姓疾苦。只有讓他們親眼見皇帝如何節省，方能令群臣心服口服。
朝堂之上，他常常突問百家中開支，若有人支吾不答，立刻命人查驗。果然查出有人暗中搜刮錢財，用以鋪張門面。朱元璋震怒之餘，往往重罰，以示天下。這種嚴控，使大明初年場風氣，異常清正。
有史書載，洪武年間，京師無貴人敢公然乘華麗車駕，百之家多著布，街巷之中，風氣樸素。這種影響，遠超一時，而深深烙印在明初百姓心中。
朱元璋常對邊近臣言：「朕知天下人視朕為草莽，然草莽知民間疾苦，勝過華貴之人。若能以此示人，則天下自服。」此語，既是他心聲，也是他治國本。
在後世看來，朱元璋的嚴苛，或許讓人膽寒。但不可否認，正是這種嚴控，才使大明初年國庫充盈，百姓稍得休養。朱元璋從布乞丐到九五之尊，他最不曾改變的，便是那份勤儉。
第五章：胡惟庸之死 —— 權臣的絕境
洪武年間，明初天下方才穩固，江山社稷猶在基石之上。此時，朱元璋一方面勤于治理，一方面卻也深懷疑懼。因他出草莽，深知人心險惡，對權臣大將尤為忌憚。當年他能由乞丐為帝王，靠的不是出，而是警惕與狠辣。若有人敢挑戰皇權，他絕不容忍。
胡惟庸，正是這樣一個被他疑懼的名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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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惟庸出並不顯赫，早年僅是鄉野間的讀書人。因文章清麗，口才不俗，被選仕途。洪武初年，朱元璋用人不拘一格，見他能幹，逐步提拔，最終位至丞相。此時胡惟庸權傾朝野，百奏事，無不先經其手。外調兵，錢糧往來，皆要過他一案。天下傳言：「有事問相，無事亦問相。」
朱元璋初時對他頗為信任。然時日一久，他發覺胡惟庸張揚，結黨營私。更有耳目回報，胡惟庸與北元殘餘勢力暗有勾連。這讓朱元璋憶起當年張昶舊藏反骨的往事，心中更添影。
一日，史暗上奏疏，指稱胡惟庸家宅廣闊，僮僕數百，庫藏金銀如山，遠超常制。朱元璋讀罷，面沉，手中奏本被攥皺。他低聲道：「此人若不除，將來禍國。」
朱元璋最忌權臣專政。當年秦皇漢武皆有此患，他不願重蹈覆轍。于是，他暗布羅網，派心腹漸次探查。果然不出所料，胡惟庸手下有人與外藩私通，甚至傳遞軍機。證據送至朱元璋案前時，他心中已有定奪。
洪武十三年，朱元璋忽然下令，召胡惟庸宮議事。那日，紫城上空雲沉重，大殿燭搖曳。胡惟庸以為又是平常議政，誰知剛殿門，便被錦衛團團圍住。朱元璋端坐龍椅，冷冷著他，聲音如鐵：「胡惟庸，汝結黨營私，通敵叛逆，罪無可赦！」
胡惟庸驚惶失，跪地辯道：「臣忠心于陛下，絕無二意！」朱元璋卻冷笑：「忠心？若真忠心，何以私結外臣？何以廣積財貨？」他聲音愈來愈冷，殿諸臣屏息凝氣，無人敢言。
當夜，胡惟庸被押詔獄。幾日後，廷議定罪，以謀逆論斬。更嚴厲的是，朱元璋下令株連黨羽，凡與胡惟庸勾結者，悉數誅滅。此舉震驚天下，朝廷外人人自危，明白了皇帝的警告：再無人敢覬覦相權。
自此，朱元璋廢除丞相制度，改由六部直接對皇帝負責。自秦以來，宰相之權一脈相承，至此在明朝被徹底斬斷。朱元璋冷冷對群臣說：「自今而後，朕親理萬機，不設相位。」這句話，為大明制度的分水嶺。
胡惟庸之死，不僅是個人的覆滅，更是權臣時代的終結。朱元璋用的手段告訴天下：他這個草天子，不容任何人挑戰皇權。他寧可親力親為，日夜批閱奏章，也不允再有一人高居群臣之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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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，這場風暴也留下影。百雖皆俯首，但心恐懼，人人自危。朱元璋深知這點，卻認為「寧使百畏我，不可使百欺我」。這是他統治哲學的殘酷一面，也是草帝王的生存智慧。
第六章：三無政策 —— 無背景、無值、無底線的帝王哲學
朱元璋常言：「朕若有貌似潘安，恐早死于世。」這句話看似自嘲，實則出了他一生的帝王哲學。這位草天子，並不靠容貌，也不靠世家背景，更不講究所謂的「風度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