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明遠的手穩穩地扶住我的後腰。
爸，他的聲音平靜但堅定，小雨不是不關心您，我們只是需要合理規劃。
關你什麼事？父親轉向周明遠，這是我們家的家事！
那一刻，我突然看清了一個事實：在父親眼中，我從來不是獨立的個，只是他的附屬品。
明遠是我的丈夫，我聽見自己的聲音在發抖，這就是他的事。
父親愣住了，似乎沒想到我會反駁。
母親趕打圓場：小雨，你爸是病人，緒不穩定...
媽，我打斷，我小時候，他也是這樣對您的。
母親的臉瞬間變得蒼白。
回程的地鐵上，我疲憊地靠在周明遠肩上。
我說得太過分了嗎？我問。
他搖搖頭：你只是說出了事實。
那天晚上，我翻出了母親給我的金鐲子，在燈下細細端詳。
鐲子側刻著細小的花紋，是花——我外婆的名字有個字。
我想象外婆當年把這個鐲子給母親時，是否也懷著同樣的無奈：給兒一點微薄的保護，對抗無法改變的現實。
周明遠從後抱住我：在想什麼？
我在想...家族的模式。我挲著冰涼的金屬，外婆，媽媽，我...我們都在重復某種悲劇。
但你可以選擇在哪里畫上句號。他的下抵在我頭頂。
三天後，醫院打來電話，說父親拒絕接我們提出的治療方案。
病人堅持要用進口藥，護士的聲音著無奈，說兒不孝，捨不得花錢。
掛掉電話，我氣得渾發抖。
周明遠遞給我一杯溫水：這不是你的錯。
我知道，我咬著，但為什麼還是這麼難？
因為你他們，他輕聲說，即使他們不值得。
這句話像鑰匙一樣，打開了我心底某個鎖著的盒子。
是的，盡管有那麼多傷害，我依然父母的——這才是最可悲的部分。
周末，我一個人去了醫院。
父親看到我時，故意扭過頭去對著墻壁。
母親局促地站在床邊，手里著一團皺的紙巾。
爸，我直接說，我不是來吵架的。
他哼了一聲：帶錢來了？
我搖搖頭：我來告訴您我的決定。
我從包里拿出一張銀行卡，放在床頭柜上：這裡面有十萬，是我和明遠能拿出的最大數目。用在哪里您自己決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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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親的眼睛亮了一下，手要去拿卡。
我按住卡片：但有條件。
什麼條件？他警惕地問。
治療期間戒酒，我直視他的眼睛，還有，不許再對媽手。
父親的表變得猙獰：你管起老子來了？
不是管，我鬆開手，是選擇。您可以選擇繼續像以前一樣，但那就意味著失去我。
病房里安靜得可怕。
母親驚訝地看著我，仿佛不認識自己的兒。
最後父親抓起卡片塞到枕頭底下，嘟囔著：白眼狼。
走出醫院時，刺得我眼睛發疼。
我掏出手機，給周明遠發了條消息：我說了條件。
他回復得很快：為你驕傲。晚上想吃什麼？我給你做紅燒排骨。
看著這條再普通不過的信息，我突然淚流滿面。
這就是正常家庭的樣子吧——不需要驚天地的宣言，只是日常的關心和支持。
那天晚上，我睡得特別沉，沒有噩夢，沒有驚醒。
但治愈的過程從來不是直線前進的。
兩周後的深夜，刺耳的電話鈴聲把我們從睡夢中驚醒。
母親在電話里泣不聲：小雨，你爸...他喝酒，現在吐了...
我和周明遠匆忙趕到醫院時，父親已經被送進了ICU。
醫生嚴肅地告訴我們，這次大出非常危險。
不是說了要戒酒嗎？我質問母親。
母親絞著手指：他說...就喝一點沒關系...護士沒看住...
我看向ICU閉的大門，突然到無比疲憊。
周明遠去辦了手續，回來時手里拿著一疊單據。
需要再五萬押金。他輕聲說。
我機械地點點頭，腦子里只有一個念頭：為什麼？為什麼明明是他自己的錯，卻總要別人來承擔後果？
凌晨四點，父親暫時離了危險。
醫生說要觀察48小時，讓我們先回去休息。
回家的出租車上，我靠著車窗一言不發。
周明遠握住我冰涼的手：在想什麼？
我在想...我的聲音干，如果這次我們不管了，會怎樣？
他輕輕了我的手指：你已經有答案了。
是的，我有答案。
我不能眼睜睜看著父親死去，但我也不能再無條件地填補他自己挖的坑。
第二天，我和母親進行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嚴肅談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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媽，我直視的眼睛，這是最後一次。如果爸再喝酒，我不會再出一分錢。
母親的眼神躲閃著：他是病人啊...
病人更應該遵醫囑！我提高了聲音，隨即又強迫自己冷靜下來，媽，您想過離婚嗎？
母親像被燙到一樣猛地抬頭：胡說！哪有兒勸父母離婚的？
我只是不想看您繼續苦。我輕聲說。
我習慣了...母親著腕上的舊手表——那是二十年前父親隨手送的生日禮，也是唯一一件。
我突然明白，母親和我是不同的兩代人。
選擇忍，而我選擇改變。
父親在ICU住了三天才轉回普通病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