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我楊建國，六十五歲，退休工人。
每天早上四點，我和老伴兒桂芳準時起床。開火煎蛋，我灌腸切片。
我們的小吃車就停在江城理工大學西側門外的梧桐樹下，賣一種我們自創的小吃——「腸包蛋」。
聽起來簡單，就是一澱腸，對半切開但不切斷，在鐵板上煎得焦香，然後打上一整顆蛋，讓蛋包裹住腸，等蛋凝固了再翻面，撒上孜然和辣椒麵。最後裝進紙袋，熱騰騰地遞出去。
關鍵在價格：三塊錢。
「爸，媽，你們這價定太低了。」兒在電話裡說，「現在一碗豆漿都要兩塊五了！」
桂芳握著電話，笑得有些侷促：「學生們都沒什麼錢……三塊錢能吃飽，多好。」
我蹲在門口菸，沒說話。退休金加起來一個月四千出頭，兒在省城還著房貸，外孫馬上要上兒園。我們想幫襯點，又不想開口要錢。
開這個小攤，是我們琢磨了三個月的結果。
本錢是攢了一輩子的兩萬塊積蓄，小吃車是二手市場淘的，爐子、鐵板、調料罐都是一個個挑回來的。
桂芳甚至專門去辦了健康證——說，讓學生吃得放心，心裡才踏實。
三塊錢，是我們反覆算過的。
一澱腸本八，一顆蛋六，紙袋、竹籤、煤氣、調料加起來差不多五。算下來，一個腸包蛋能賺一塊一。
如果一天賣一百個，就能賺一百多塊，一個月下來，加上退休金，能存下不。
「老楊，你真想好了？」鄰居老周在樓道裡到我，「起早貪黑的，賺這幾個辛苦錢。」
我遞了菸給他：「總比在家閒著強。」
「你呀，就是倔。」老周搖搖頭，「這年頭，誰還像你們這麼實誠？」
實誠。這個詞，我這輩子聽得太多了。
在廠裡幹了一輩子鉗工，帶過的徒弟都說我太較真。螺要擰三圈半，就是三圈半，多半圈都要返工。
因為這個，我沒得罪人，也沒評上過一次先進。可機床從來沒出過事，我組裝的零件也從沒返過廠。
桂芳在紡織廠幹了三十多年，眼睛就是尺，布料有一跳線都看得出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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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崗來的時候，是第一批被「最佳化」的，廠領導說「效率太低」。
兩個「效率太低」的人，組了一個家。
現在，我們只是想用最笨的辦法，掙點乾淨錢。
「明天就出攤了。」晚上睡覺前，桂芳輕聲說，「我有點張。」
我拍拍的手：「怕啥，咱們的東西實在。」
「萬一……沒人買呢？」
「那就自己吃。」我笑了，「你還嫌我吃得多？」
也笑了，眼角皺紋堆在一起。
凌晨三點五十分，鬧鐘響了。
江城還在沉睡，我們的小屋已經亮起燈。桂芳係上洗得發白的圍，我開始熱車。那輛三小吃車，被我們得鋥亮。
四點二十分，我們推車出門。車碾過空曠的街道，發出咯吱咯吱的聲音。
桂芳坐在車鬥裡，用手護著裝蛋的籃子——怕顛碎了。
到地方時，天還是黑的。西側門外的梧桐樹下，已經有兩三家攤子亮起了燈。賣手抓餅的老闆娘看了我們一眼，沒打招呼。
我把車停好，支起遮棚，掛上那塊手寫的牌子：「腸包蛋，3元/個」。
字是桂芳寫的，工工整整。
五點，第一爐腸包蛋在鐵板上發出滋啦聲，香氣飄出去很遠。
2五點四十分，天開始泛白。
幾個晨跑的學生路過，朝我們這邊看了看，但沒有停留。桂芳把煎好的腸包蛋一個個碼在保溫箱裡，時不時抬頭看路口。
的手在圍上了又。
六點過五分，第一個學生走了過來。是個戴眼鏡的男生，揹著書包，看樣子是去圖書館佔座的。
「阿姨，這個……怎麼賣？」他指著牌子。
「三塊錢一個。」桂芳趕說，「熱乎的，剛煎好的。」
男生猶豫了一下，從口袋裡掏出三個幣：「那來一個吧。」
桂芳手忙腳地開啟保溫箱，拿出一個，用紙袋裝好遞過去。男生接過，咬了一口，眼睛亮了亮。
「好吃嗎？」桂芳張地問。
「嗯！」男生裡塞得滿滿的，含糊不清地說，「蛋很香……腸也脆。」
他又掏錢：「能再要一個嗎？給我室友帶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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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能！當然能！」桂芳高興極了，轉頭看我，「老楊，再熱兩個！」
那天早上，我們賣了二十七個腸包蛋。
收攤時，桂芳數著皺的紙幣和幣，一張張捋平，疊得整整齊齊。八十一塊錢，除去本，我們賺了不到三十塊。
「累嗎？」我問。
「不累。」眼睛亮晶晶的，「真有人喜歡咱們做的東西。」
接下來的一個星期，生意慢慢有了起。
學生們口耳相傳，說西側門有個新攤子，三塊錢能吃到一整顆煎蛋和一腸，阿姨煎的蛋總是特別圓，爺爺撒調料的手從來不抖。
我們開始有了回頭客。
那個戴眼鏡的男生小李，幾乎每天都來，每次都要兩個。
後來了，他告訴我們，他是農村考出來的，每個月生活費只有八百塊。
「阿姨，您這兒三塊錢能吃飽，我一天早飯錢就省下來了。」他說得很坦然，「能多買兩本書。」
桂芳聽了，那天給他的腸包蛋裡，多放了半腸。
小李發現了，要把錢補上，桂芳死活不肯：「你正長呢，多吃點應該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