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
我出生于1974 年，如今已經36 歲了。
年輕人我阿姨，若我不打扮，他們也會我大嬸。
在他們的眼里，我這樣年紀的人，既不年輕也不麗，活著實在沒有意義，還不如去死。年輕人真是一代比一代殘忍。
可我想說，我心里還住著一個小孩，我常常還以為，我只有6 歲。
口袋里裝著父親給的四元錢，去灣仔閑逛。喝一支維他，買一盒金魚牌筆。
剩下的錢，就去賣大馬票的地方，買一張大馬票。
我告訴父親，我手上這張大馬票一定會中，所以我只買一張。
然后，第二周，那張大馬票果然就中了。
那是1980年的年尾，一天的黃昏與夜晚之間，我父母因那張大馬票呆坐在房間里，我看不清他們臉上的表到底是狂喜還是焦灼。
窗欄外面的天，淡灰暗藍，后來我讀了書，知道一天中的那個時間被西方人做狼狗時間。
狼狗時間，你分不清一只狼是狼，還是一條狗。
父親是佛山人，一位畫家。
年輕時候的他只會畫畫，生下我以后，迫于生計，去了佛山電影院當工。
1980年，《廬山》在全國放映，風靡一時。
那時候中國的電影院都沒有字幕墻，甚至沒有印刷的海報，所以每家電影院都要有一個工來畫海報。
父親畫一張巨幅的張瑜，張瑜后是郭凱敏。
他用了一整桶雪青，一整桶白，一整桶土藍、大紅、土黃和三天時間才把那張海報畫完。
畫完之后掛在電影院外面，人們都說，這個電影院的海報畫得最像。
可他下班回到家里，一邊吃飯一邊對我母親說，他覺得恥，怎麼就變了一個匠人。然后他摔了飯碗。
在那年年底，我們全家突然就搬到香港去了。
我不記得是誰幫我們搬家，我卻記得那一年我過了圣誕節。
那是我人生里第一個圣誕節，快要7歲，方知世上有這樣一個節日。
我也準備了一只線子，一張麋鹿和雪花的紙，我也跟著眾人歡喜，可是我卻不相信世界上真的有圣誕老人。
2
后來我在彌敦道讀小學。鄰居家有車，每天順便接送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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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見到車上還有另一個男孩子，初次見面時，他對我說hello，向我出手。
他的掌心雪白，紋路清晰，是我除了父母以外，一生里握過的第一只陌生人的手。他的名字虹生，有一只很好很溫的右手。
虹生的父親，后來就為我父親的經理人。
車沿太子道左轉彌敦道，虹生問我：“你知道彌敦是誰嗎？”
我只顧看著窗外戲院的廣告牌，忘記了理他。
虹生自言自語道：“彌敦是香港第十三任港督，彌敦道是九龍最早建的一條馬路。”
虹生總是這樣認認真真，一本正經地說話，我喜歡他這個樣子，和我以前的玩伴不一樣。
我在學校還認識枝，俊豪，小鉆。
我很快有了這麼多朋友，因為我人好。
我會刺繡，會折紙，會改老師的紅筆字，還會模仿家長簽名，所以他們都喜歡我。
我往他們的手帕上繡了他們各自的名字，又在每一個名字旁邊繡一朵花，這樣，我們五朵花湊在一起，就好像是一個幫派一樣。
我們自稱花花幫，口彩很好，“花”就是“發”。
我幫俊豪改了考試的分數，他免于被家人教訓，他請我們去看電影。
這樣，我上了麗聲戲院，我們在那里看了《傻探出更》、《傾城之》、《等待黎明》、《皇家大賊》、《龍智多星》、《福星高照》。我也記麗聲戲院旁的小食和糖水，最豬排包。
有一次我從樓梯摔下來，手臂骨折，石膏打了兩個月。
他們每個人都在石膏上簽名。
他們簽自己的名字，還簽李小龍，龍，洪金寶，鐘楚紅、黃韻詩、梅艷芳……
香港電影，60年代是邵氏的天下，70年代是嘉禾的天下，80 年代是新藝城的天下。新藝城有吳宇森和徐克，還有施南生、麥嘉和泰迪羅賓。
1982年的喜劇《最佳拍檔》花了兩百萬請許冠杰出馬，那時張國榮還沒有出道，所以我們都喜歡許冠杰。
他不僅演得好，還寫了好幾首歌。
我們跟住唱：“最佳拍檔，咖啡你沖水，我加落糖，你洗衫我將的衫燙，我幫你溫錢，你幫我清倉……點樣辛苦都無相干，你在我邊，我不再彷徨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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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父親因為那張大馬票熬過最失意落魄的一年。
那一年，他什麼也沒做，在家里看書、聽音樂、養花養鳥。
但是轉年，他畫了一幅畫，我不知道那幅畫有什麼好，但是它賣出天價。
然后，父親有了一間自己的畫廊，需要助手，虹生的父親就來到畫廊。
我有時在畫廊里做功課，會聽到他們的對話。
我方才知道，我家雖然雇傭虹生父親，但虹生父親卻是我們家一輩子的恩人。
如果不是他的仗義，肯提供一間屋，一份幫助，我父親是不可能從佛山來到香港，也不可能從影院的工回轉為畫家。
他們也會像街邊的阿伯一樣說：這便是人挪死，樹挪活。
他們點上雪茄，煙的樣子，一個像周潤發，一個像林子祥。